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大力量将继续推动中国的医疗环境。众所周知，到2050年，人口老龄化（60岁以上）的峰值将从目前的17.5％上升到35％，这个数字比今天的美国总人口还要大。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采取了二胎政策，但由于生活成本的上升，生育率将继续保持较低水平。根据新华大学的数据，自2014年变化以来，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在2017年达到顶峰，但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日益普遍的健康状况类型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慢性病已取代传染病成为主要的死亡原因，今年中国已达到临界点。向慢性病的转变是实质性的，并且没有放缓的迹象。例如，胰腺癌从1990年的第57位跃升至仅27年的第24位。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阿尔茨海默氏症从同期的28位跃升至第8位。

迄今为止，慢性病是医疗保健费用的第一大驱动因素。在具有典型年龄分布和健康程度的人口中，最慢性病患者的1％可以带动该人群总医疗支出的50％。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Ezekiel Emanuel博士所做的分析，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与医疗保健支出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超过90％）。因此，预计中国将在205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国内生产总值约为48万亿美元，仅中国的医疗保健支出就可以超过德国等国家目前的全部GDP。

尽管有这些创纪录的市场机会，但熟悉中国市场的投资者知道，进入该市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外国投资者面临一些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的角色。另一个重要且经常被忽视的因素是普通中国人如何着手医疗支出。

政府已经能够通过其社会保险计划为几乎每个公民提供保险。面临的挑战是，与自费约占20％的发达经济体相比，普通公民的承保范围约为其总医疗支出的一半。这种财政负担是政府将经济转变为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模式的障碍。

普通公民的另一个日益沉重的经济负担与长期护理有关。由于中国的后代传统负责照顾年迈的父母，独生子女政策的遗产意味着平均一对夫妇最多可以负担四名年迈的父母。在接受护理方面，中国可能是唯一政府开办的医院比私人医院更受普通人信任的国家，而这是自建国以来就存在的现象。

最终结果是，一线公立医院（通常在北京）被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所淹没，而二线和私立医院的容量难以被充分利用。政府试图鼓励国内企业填补保险和护理服务的缺口。到目前为止，这些努力并未产生太大变化。南开大学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商业保险仅贡献了平均医疗费用的3％左右。

此外，即使是已经成立了20多年，大多数私立医院也难以盈利。如此严重地依赖政府意味着创新和采用新技术将比所需过程慢。这在中国的护理交付模式尤其以医院为中心的情况下可见一斑，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发达国家。

事实证明，通过医院提供护理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方法，尤其是在处理慢性疾病时。新的创新重点在于利用新技术将护理移出医院。因此，随着大多数发达系统中医院病床天数的持续下降，中国是平均病床天数最高的国家之一，并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增加。最后，对于工作过度，人手不足的一级公立医院，几乎不可能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提供预防保健。

外国投资必须非常集中在那些可以拥有公平竞争环境的地方。理解政府的目标和即将进行的改革是关键，建立关系并能够证明直接的利益可以解决他们的医疗负担，这一点更加重要。对提供医疗服务以使外国机构直接访问中国患者数据类型的投资，对于中国当局来说可能比较敏感，以至于会受到很多监管限制。

此外，在医院和长期护理设施上的投资回报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在与当地竞争者打交道时，他们愿意保留利润并进行长期投资。例如，泰康公司是一家控股公司，其主要子公司是人寿和健康保险业务，在过去的十年中也正在投资建设护理交付设施，并愿意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将盈利能力放在首位。

外资并且知道如何在国内竞争中占优势的一个领域是中产阶级的发展速度要比主要由公共经营的卫生系统快得多。很快他们将对护理服务现代化的速度失去耐心，并可能继续寻求海外服务。随着医疗旅游的普及，已经看到了这一点，问题是它将如何发展。最近在远程/远程医疗上的投资非常有希望，表明普通中国人对使用技术来接受部分照料感到满意。

能够满足这一需求的外国实体可能会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从保险范围，最先进的处方药到精通技术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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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拉德万（Sam Radwan）于2009年与他人共同创立了咨询公司（Enhance International LLC），该公司为中国保险公司提供咨询服务，总部位于芝加哥，并在北京，上海和台北设有办事处。他曾为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改革司司长以及包括中国人寿和泰康在内的私人健康保险公司提供法律咨询。他目前正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联合研究交流。